一杯清香久飘远

如果说汾阳特有的自然生态是酿好酒的基础，汾酒几千年的历史是品牌底蕴、文化内涵，是让其扬名于江湖的原因的话，那么成就汾酒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人，特别是近现代人对汾酒的传承和发扬。

    　如果说起初是“美酒天赐，妙手偶得”，那么让如此芬芳的美酒不间断、不走味流传至今，则需要很多人世世代代的努力。近代让汾酒世界瞩目的推手很多，我们从中选取几个片段来印证，汾酒所有成绩的取得并非偶然。

    　这一切都是历史的选择。

杨德龄开创汾酒新模式

    　说起汾酒的近代史，不得不提到杨德龄。

    　清代中期，杏花村的酒坊多达220家，但仍以家庭小作坊式的生产为主。1875年，随着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宝泉益”的创办，揭开了汾酒历史的新篇章。1875年，汾阳县南垣寨绅士王协舒在杏花村独资开办了宝泉益酒坊。民国4年，宝泉益酒坊由王协舒三弟王协卿接管，改名“义泉泳”，而王协卿对酒坊的贡献是他聘请了杨德龄为经理。

    　杨德龄对杏花村其他酒坊德厚成、崇盛永采取友好协商的办法，以义泉泳为主进行了合并，形成“人吃一口锅，酒酿一眼井，铺挂一块牌”的崭新柜面，即杏花村人说的“一道街，一片铺，一东家”的“三一”格局。

    　除此之外，杨德龄还建立了中国白酒业个品牌体系。“义泉泳”的产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汾酒，以老白汾酒为代表；一类是以老白汾酒为基酒的果露、配制酒，以白玉露、玫瑰露、状元红和竹叶露为代表。

    　自1904年起，“义泉泳”在杨德龄的带领下大规模研制配制药酒、果露酒。他们以老白汾酒为基酒，先后试制成功“葡萄”“黄汾”“茵陈”“五加皮”“木瓜”“佛手”“玫瑰”“桂花”“白玉”“状元红”“三甲屠苏”等10余种低度配制汾酒露，加上清初大学者傅山先生配方的竹叶青生产工艺，形成了中国白酒业个以白酒为主、配制酒为辅的完整的品牌体系。　　 

    　同时，他还率汾酒团队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质大奖章。《并州新报》以“佳酿之誉，宇内交驰，为国货吐一口不平之气”之醒题，向国人欢呼曰：“老白汾大放异彩于南北美洲，巴拿马赛会一鸣惊人。”自此，老白汾酒誉驰中外、名震四海，成为享誉国际的世界。

    　1923年5月4日，北洋政府颁布了我国商标史上部《商标法》。1924年，杨德龄高瞻远瞩，率先注册了中国白酒业的枚商标——高粱穗汾酒商标。

    　杨德龄还是中国白酒业家私营股份制企业——晋裕汾酒公司经理。杨德龄在经营“义泉泳”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有限公司”的一般章程，形成了晋裕汾酒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的四项基本制度，即资金股份制、管理分权制、薪俸三三制、人事避亲制。杨德龄为公司制定的颇具现代性质的规程，标志着汾酒事业告别了当时中国酒业旧的管理模式，彻底进入公司化经营时代。

阎锡山推动汾酒改革

    　关于阎锡山个人的功过我们不去评说，就看他对汾酒的贡献。

    　民国6年（1917年）9月，山西督军阎锡山兼任山西省长，把持了山西的军政大权。在他担任省长半年后的民国7年（1918年）2月6日，山西省长公署以阎锡山省长的名义，给汾阳县下发了一个训令，记载于民国9年（1920年）4月校印的《山西省长公署令文辑要》（阎政字第3号）中。训令全称为《训令汾阳县知事晓谕商民改良汾酒办法文》。

    　训令中指出：“案查美国巴拿马赛会，晋省出品内有该县汾酒一项，经美国会开会品评，列为优等，给予大奖凭一纸，一等金质奖牌一枚，并准农商部转送前来。”

    　“此酒为晋省特有之产，品质纯粹，香味郁馥，酒精含量虽多，而较之他酒，不甚伤人。……经此次赛会竞胜，远近传播，购者必多，亟应乘此机会力筹改良进行之策。”

    　然后，训令中提出改良汾酒的“五大措施”：酒瓶之装饰，必须精美，始能受人欢迎；外运之包装，必须坚固，始能输送远地；凡制造汾酒之户，应将此次奖牌定为商标；并于中外新闻纸上广为登录，以资招徕；为保持信用，计须令制酒各户互相联络，设立贩卖总行。……凡遇大宗输出，概用总行名义交易。一转移间，货色整齐，不至掺杂，并可杜奸商假冒之弊。

    　在令文最后，阎锡山还特别强调：“望该知事实心实力，认真劝导，毋负本省长殷殷提倡之意。”

    　文章来源华夏酒报博友“光明酒文化”曾这样点评这则训示，“这个训令可圈可点之处颇多，应该是迄今为止，省一级政府扶持白酒业发展最早的正式文件。五大措施中，提到了开发新包装的问题；物流的问题；商标的问题；广告的问题；国际化的问题（中外新闻纸上宣传）；整合生产资源、一体化运作的问题；市场营销的问题；品牌形象的问题；打假的问题。而且从战略高度上预见到了汾酒获奖以后的发展，‘远近传播，购者必多’，明确了山西汾酒的发展方向。”

    　值得庆幸的是，阎锡山提出的“山西汾酒改革五大措施”，后来都实行了，而且比阎锡山提出的设想还要完美。山西汾酒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辉煌之后，在20世纪上半叶又找到了新的发展支点，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从辉煌走向了更大的辉煌。

方心芳科学化汾酒生产

    　1933年春天，一位20多岁的青年来到山西杏花村探究汾酒酿造的奥秘，他就是现代微生物发酵专家方心芳。在以后的十多天里，他白天搞调查、做笔记、分析化验；晚上一盏油灯两杯汾酒，和杨德龄促膝交谈、推心置腹。经过对汾酒酿造过程进行详细调查、系统研究后，方心芳写出了中国制曲酿酒的经典论文《汾酒酿造情形报告》，道出了汾酒人千年酿酒实践中的七大秘诀：“人必得其精，水必得其甘，曲必得其时，粮必得其实，器必得其洁，缸必得其湿，火必得其缓。”

    　这七条，包含了汾酒酿造过程中对自然环境、原料、器皿、工艺及酿酒人等各种因素的严格要求，至今被汾酒集团奉为圭臬。而且方心芳弄清了汾酒酿造奥秘全在杨德龄总结的一个“清”字上：人要神清，气要清新，水要清净，原料要清选，酒醅要清蒸，工具用具要清洁，大曲固态地缸发酵、清蒸二次清，一清到底。清香久远，成为杏花村发展的不二法则。

    　不久，方心芳写出论文《汾酒酿造情形报告》，这是我国制曲酿造酒部实用性科学论文，对汾酒生产的科学化、规范化起到了革命性作用。  

    　据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工商社团志》记载：1935年，上海有关酒业的同业公会共有6家，其中酒类专业协会3家，参加汾酒公会的业主数量高达226家，是当时上海的酒类专业协会。以山西大本营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石家庄省外五大城市为中心，汾酒及其系列产品很快辐射到全国各地，成为当时中国遥遥的大名酒。

    　1949年6月，杏花村仅存的两家酿造厂晋裕公司杏花村酿造厂和德厚成酿造厂被收购，成立了山西省地方国营杏花村汾酒厂，专营杏花村汾酒系列产品，从此山西杏花村汾酒厂成为杏花村传统酿酒业的继承者。

    　正是近现代所有为汾酒做出过努力的人们，让汾酒脱颖而出。从1952年中国届评酒会上，汾酒成为中国白酒四大名酒之一。之后的1963年、1979年、 1984年、1989年的四届全国评酒会上，汾酒届届上榜，蝉联五届“国家名酒”。与此同时，竹叶青酒也获得了三届“国家名酒”称号。